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谁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起源考辨)

  梁启超于1897年最早将顾炎武“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的原话,改写为“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在此基础上,他又在同年最早概括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号召国人勇于担当、救亡图存的话语,梁启超、孙中山等人都曾先后引用,并流传至今,成为家喻户晓的名言。不过,关于该话语的起源,学界意见纷杂,迄无定论。笔者就此进行考辨,认为该话语最早由梁启超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提出。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谁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起源考辨)

 提出者之争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肇源于顾炎武《日知录》卷13《正始》篇:“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但是,该名言究竟由谁最早概括而来,现存三种较有影响的说法:一是乾嘉时期的文人“空空主人”,二是梁启超,三是麦孟华。这些说法各有依据,亟待辨明。

近年来,一部署名为“空空主人”作于嘉庆年间的《岂有此理》一书流行于世。该书开篇《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即称“亭林先生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对探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起源问题,不无意义。但有学者从用词用语、涉嫌抄袭清人著作等方面,证实该书系伪书。因而,该书不足为据。

于是,问题的焦点又一次转到这句名言在晚清是如何形成的。目前学界基本认定,其提出有一个过程,首先是对顾炎武原话的改写,然后在改写的基础上提炼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字名言。而问题就在于,该过程是由梁启超还是由麦孟华完成的?

1985年,辞书学家刘洁修最先提出,该过程的完成者是梁启超。他认为,梁启超对顾炎武原话的改写最早出现于1896年《变法通议·论幼学》中,“夫以数千年文明之中国,人民之众甲大地,而不免近于禽兽,其谁之耻欤?顾亭林曰: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梁启超又于1915年在《痛定罪言》一文中,最早提出“斯乃真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刘洁修认为,“按照语言发展运用的实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语意是本于顾亭林《日知录·正始》;而八字成文的语型则出自梁启超《痛定罪言》”。其后,刘洁修所著《汉语成语源流大辞典》除了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说法的不同变型增加史料外,并未公开修改上述意见。因其观点提出最早,且有一定的史料支撑,因此认为梁启超最早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学者基本因袭了他的观点。

2000年,张锡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小考》一文则认为,该过程最早由麦孟华完成。张锡勤虽强调维新派对于“国家”与“朝廷”的区分意识,使得他们对顾炎武“保国”“保天下”的话语极为重视。但他淡化了梁启超在该话语形成中的作用,而是将梁启超的同门麦孟华放在突出位置。他认为,1897年5月麦孟华在《民义自叙》中最先改写了顾炎武的原话,“顾炎武曰: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后来,麦氏又在1900年的《论中国之存亡决定于今日》中最早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因而,张锡勤认为,这句八字名言“是近代维新派思想家麦孟华对清初思想家顾炎武‘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一语所作的新的概括和提炼”。

以上即是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形成的几种说法,近来观点均未超出其范围。因张锡勤在此问题上依据的史料更早,解释也较为合理,所以他的观点被基本接受,并形成一种看似明确但又极为笼统的折中观点,“极有可能是麦孟华最早提出这八字,但麦孟华的文章影响力不大,而他的朋友梁启超也提到这八字后,因为其在学界和政界的巨大影响力,才使这八字产生了极大影响”。

可以看出,关于该问题的现有说法是以不断发现的新史料为基础的,对具体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人物的变换及其在时间上有所前移。研究者对几种说法中所关联的人物之间缺乏互相参照,只是单纯以某个人为代表来一锤定音。一个颇为明显的漏洞就是,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说法形成之前,梁启超、麦孟华均说过“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的话,在时间先后上他们必然存在相互影响的成分。

  梁启超最早改写并概括

实际上,学者认定梁启超或麦孟华最早对顾炎武的原话进行了改写,其最早的史料来源都是《时务报》。刘洁修引用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幼学》中的相关内容,出自1897年3月3日的《时务报》,是该报连载的《论学校五(《变法通议》三之五)·幼学》四部分中的最后一部分;张锡勤引用的麦孟华《民义自叙》一文载于1897年5月12日。梁启超的文章较麦氏早了两月有余,前者无疑拥有最早的“著作权”。他们俱出康有为门下,文章同样发表在维新派的机关报《时务报》上,二人又都是该报编纂人员。因此,他们对顾炎武原话的改写必定存在互相影响的成分,麦孟华借鉴梁启超的说法基本无疑。

麦孟华既在对顾炎武原话的改写上直接继承了梁启超的创作成果,在其引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上亦是如此。1900年3月11日,麦孟华以“佩弦生”为名撰写《论中国之存亡决定于今日》一文,说道:“非律宾弹丸而尚可抗美,南阿小国而尚可败英。吾四万万之大众其亦无馁焉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学界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最早表述即来源于此,并认为梁启超最早于1915年才提出这句名言。然而就笔者目力所及,他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最早表述在时间上可以继续上溯。早在1897年11月15日的《倡设女学堂启》一文中,梁启超已明确说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昌而明之,推而广之。乌乎!是在吾党也矣。”表现出希望通过发展女学振兴国家,并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自任。这比麦孟华早了两年有余,后者受到前者影响确属无疑。这也是笔者见到最早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完整表述。因此,无论是对顾炎武原话的改写,还是概括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梁启超都是第一人。

在梁启超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说法后,维新派对此话语的运用最为频繁。1900年,唐才常筹建勤王组织正气会(自立会的前身),在《正气会序》中说:“四郊多垒,卿士之羞。天下存亡,匹夫有责。”“天下存亡,匹夫有责”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仅有一字出入,前者无疑受到后者直接影响。在1901年10月3日《上粤督陶方帅书》一文中,海外保皇派人物罗璪云鼓动两广总督陶模“力扶光绪”复辟,表示自己虽是“海外旅民”,“然念顾氏有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因而不得不尽心国事。1902年,清末四公子之一、时任刑部主事的吴保初上疏奏请慈禧归政光绪,实行新政。吴氏“冒死以抗奏”,即是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自任。维新派对此话语青睐有加,急于改变国运的心态跃然纸上。此外,如清末革命派思想家刘师培坚持“夷夏之辨”,立志排满以保天下。在其1904年致两江总督端方的信中,也说道:“窃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春秋》大义,九世复仇。”可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晚清仁人志士念兹在兹。

长期以来,梁启超并未被言之凿凿地确定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最早提出者,但实际上,对该话语的运用,以他最为灵活和频繁。1901年,他仅在诗中就有“天下兴亡各有责,今我不任谁贷之”“匹夫例有兴亡责,归去来兮尚未迟”两种不同说法。时人对该说法过度引用,以至于1921年梁氏在演讲时说道:“我且不必说什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这些废话。”可见时人对这句名言的热衷程度。随着该说法流行于世,更是衍生出如“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家安危,匹夫有责”等说法。

值得注意的是,郑观应在其被认为作于1895年的《致京都文学士道希陈部郎次亮书》中,出现了“国家安危,匹夫有责”,似乎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关联甚大。但经学者考证,该文有修改补充的痕迹。因此,笔者认为“国家安危,匹夫有责”不能排除有后来附加和篡改的嫌疑,反而证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说法的巨大影响。

综上所述,梁启超于1897年最早将顾炎武“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的原话,改写为“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在此基础上,他又在同年最早概括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且,他对该话语的运用最为频繁、最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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