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灵活就业、平台就业等从业者，最重要的包含快递员、外卖配送员、代驾员、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

  2023年全国总工会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的一项结果为，目前全国职工总数4.02亿人，其中新就业形态劳动者8400万人。

  新就业形态不仅便利了群众生活、促进市场消费，更拓展了灵活就业的岗位和空间，但新业态劳动者所面临的困境也不容忽视。

  多位接受《方圆》记者正常采访的专家均表示，这些新就业形态在增加就业容量的同时，也因工作地点、上班时间、用工关系弹性化等特征，给传统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障制度带来了冲击，为加强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提出了新的要求。

  “如今，新业态从业模式已经从原来的‘组织+雇员’模式向现在的‘平台+个体’模式转变，从业形态也突破了单一雇主的界限，兼职、多职以及受雇和自雇之间的身份转换成为一种常态。”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主任皮剑龙告诉《方圆》记者，由于雇佣关系和劳动者身份出现模糊，新业态劳动者劳动关系属性趋于弱化，导致新业态劳动者目前面临着多个问题和挑战。

  首当其冲的便是“东家之争”。一些平台企业为了规避法律责任、减少相关成本，往往不与从业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或以劳务合同、承揽合同等别的形式的合同替代。

  在北京工作的外卖骑手邵新银受伤后维权时，竟发现和5家公司扯上了关系，包括外卖平台、个税扣缴公司、工资发放公司等均为不同公司负责。这些复杂的关系让他的维权之路变得更艰难。

  《方圆》记者进一步发现，近年来，类似邵新银的案件也集中出现在快递、餐饮、网约车等劳动力密集型的服务行业。

  按照我国现行劳动法规定，劳动保护针对的是劳动法规定的劳动者，一般是指与用人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或者存在事实劳务关系的职工。但灵活就业、平台就业等新业态人员的大多数，往往被定义为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从而不受劳动法的调整和保护。

  其次，用工秩序混乱。因新业态企业用工主体、上班时间、工作方式、劳动报酬等灵活性更好多样，在外卖、快递、网约车等平台企业，员工大多是因为计件制薪酬标准不高而被迫延长工时，许多网约车司机实际日工作时长超过10个小时。

  尽管法律上已明确“996”属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但该问题都会存在于互联网等新业态中，对于推动我们国家科技进步、创新发展具有一定作用，但侵犯劳动者休息权、健康权、报酬权等合法权益。

  《方圆》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到，2018至2021年3年期间关于8小时工作制的劳动争议民事案件判决书17973件，发现“996”案件存在8小时外加班的情形较为普遍、争议集中表现为诉求加班费、涉及行业领域较广。

  2023年12月，北京某地，众多日结零工求职者聚集在路边，等待招聘者的挑选。（摄影：方圆记者 张哲）

  “新业态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为劳动者提高收入提供了便利。与此同时，新业态带来的就业的高弹性、对网络客户的高依赖度性，劳动关系和工资结构带来的不确定性，使得新业态劳动者普遍面临收入和客户不稳定隐患。”

  皮剑龙表示，如果说早期新业态劳动者权益问题大多分布在在“谁是东家”和工资薪酬，那么跟着社会发展，其权益保障也迎来2.0模式。这些新业态劳动者在工作场所、上班时间上具有高度灵活性，加之缺乏劳动安全保障和职业安全培训，极易发生交通事故、意外伤害等职业伤害事故。

  以外卖骑手为例，他们穿梭在街道、与时间赛跑，不知不觉已成为城市的一道风景，也带来一定的安全风险隐患、治安纠纷。这些风险若发生，带给骑手的伤害和损失往往更甚。此时的外卖小哥权益问题，除了与“东家”劳动关系认定难，更多是囿于“算法”，职业安全风险高、社会保障水平低等突出问题。

  有外卖骑手告诉《方圆》记者，他们并不清楚“算法”意味着什么，但知道这是薪酬的“晴雨表”：如得到差评或投诉，则会被罚款，甚至停号。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为了更好的提高收入，骑手会尽可能更多接单、更快送单，由此导致超长上班时间和违反交通规则，威胁骑手职业安全，甚而影响社会安全。

  此外，随着法治的进步与完善，劳动者对自身权益保障的意识逐渐增强，劳动者在提供劳动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理应获得作为人所拥有的体面和尊严。

  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问题，也从保障生命健康、工资薪酬“升级”到人格尊严，特别是职场妇女合法权益的保障。

  2023年11月，有不良网红在网上冒充外卖骑手。她们穿着代表骑手的服装黄色工服，下身穿着短裙，拍摄制作“外卖媛”等“擦边”照片和视频。外卖公司随后对这4名为获取流量而冒充骑手，长期进行虚假摆拍、损害骑手形象的网红提起诉讼。

  事实上，工服是职业的象征，体现劳动者的风采，不良网红穿上骑手工服进行低俗露骨的摆拍与炒作，不但损害骑手们的形象，也是对广大女性形象的损害，更可能会引起女性就业空间的压缩。

  从《方圆》记者正常采访的多起劳动者权益相关案件来看，灵活就业、平台就业等新业态人员的大多数，往往被定义为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从而不受劳动法的调整和保护。

  这些新业态劳动者大多数面临“三无”问题，即无劳动合同、无社会保险、无劳动保障，一方面，由于劳动关系不确定，处于极端弱势地位，无力抗拒不公平的平台规则，使其沦为新技术的工具。

  另一方面，职业保障缺失、抗风险能力低、议价能力弱，若发生职业伤害极易陷入困境。面对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困境，该如何“破局”？

  在带领办案组成员外出调研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利保障后，北京市平谷区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副主任黄魁感叹，许多就业者对于如何保障自身合法劳动权益缺乏认识和有效手段，甚至担心会因为纠纷失去工作机会，不仅应该督促加大欠薪问题查处力度，形成“检察+行政”治理欠薪合力，也要加大这方面的普法力度。

  近年来，检察机关依法惩治恶意欠薪犯罪，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不仅依法打击恶意欠薪行为，还强化执法司法衔接，形成根治欠薪工作合力。检察机关作为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定期参加联席会议，不断强化劳动保障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

  同时积极开展法治宣传，慢慢地加强劳动者维权意识。自2019年起，最高检已连续发布5批27件典型案例，通报检察机关依法惩治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办理情况，欠薪问题高发多发态势得到明显遏制。

  除了依法惩治恶意欠薪犯罪，强化执法司法衔接，检察机关还通过支持起诉等方式依法维护新业态劳动者合法权益。

  做网络主播的谢金晶在向尤佳文化传媒公司多次讨要工资无果后，与其他20余名主播向绥芬河市检察院、绥芬河市法院寻求帮助，要求该公司支付拖欠的工资。

  由于被拖欠工资的当事人大多是大学生，无力聘请诉讼代理人，且缺乏相关法律知识，在收集相关证据材料、撰写起诉书方面存在困难，绥芬河市检察院予以支持起诉，帮助谢金晶等20余名劳动者收集证据、指导取证，提供法律支持。

  绥芬河市法院收到该批劳务合同纠纷案后，考虑到涉及人数众多、案件事实清楚，经过耐心调解，原被告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

  作为新业态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主播慢慢的变成了炙手可热的新职业。不过，不仅看似“来钱”容易的主播可能要讨薪，通过直播应聘的劳动者也可能“踩坑”。

  2023年5月，年近50岁的李齐富和张文娟找工作时赶了回“时髦”，在短视频平台的直播间看到北京一些大型快递公司招聘快递装卸和分拣员，被直播中的“快递公司直聘、包吃包住、高薪、月结工资”等条件吸引，于是来北京打工。

  但到北京后的前3个月，他们每天工作时长达12小时，各自只拿到了2000多元的工资，与最初招聘者承诺的薪水相差甚远。

  “我院民事检察部收到相关线索后，发现现有证据根本没办法确认劳务关系和用工薪资。”北京市通州区检察院检察官孙亚丽告诉《方圆》记者，通过与劳动监察大队沟通调查，检察官找到了公司的人事负责人，结合《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向其释法说理。

  “不到10天时间，我院与劳动监察大队协同履职、共同推进，涉案公司向李齐富和张文娟支付了工资尾款。”孙亚丽说，“支持起诉”+“检察和解”模式，有效化解了矛盾风险，减轻了当事人诉累，也让异乡打工人在维权道路上感受到公平正义。

  不仅是支持起诉，检察机关深化行政检察监督，同步推进劳动者权益保障监督办案与争议化解。

  在最高检发布的5件工伤认定和工伤保险类行政检察监督典型案例中，何某诉浙江省宁波市某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检察监督案，对外卖骑手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伤认定具有指导意义，被评为“2022年度十大行政检察典型案例”。

  针对外卖骑手囿于“算法”，职业安全风险高、社会保障水平低等问题，2022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出现的外卖骑手等灵活就业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明显问题立案并成立专案组。这是对外卖骑手权益保护的一次重大升级。

  据最高检第八检察厅副厅长邱景辉介绍，最高检专案组指导北京、天津、广东等地成立专案分组，依托检察一体化办案机制，统筹推进专案办理工作。

  2023年10月至11月，最高检专案组、专案分组成员先后前往上海、北京某外卖平台总部，与相关管理层、责任部门负责人直面问题，提出利用算法加强对外卖骑手交通安全的监测、管理、保障，出台外卖骑手权益保障年度报告回应社会关切，健全矛盾纠纷快速解决和法律援助机制，充分的发挥工会作用维护外卖骑手身心健康等改进建议。

  与道路上“赶时间的人”相比，互联网公司、平台企业里“996”的员工也面临劳动者休息权、健康权、报酬权等合法权益被侵害的问题。即便法律上早已明确“996”违法，但该问题依旧普遍存在。

  2021年6月，最高检对“996”侵害劳动者权益问题直接立案办理，成立“996”专案组。

  2022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董明珠建议对“996”工作制开展公益诉讼，这条被称为“打工人之光”的建议引起了最高检关注。据《方圆》记者了解，专案组在梳理有关规定法律法规、分析裁判文书，走访行政机关、相关组织、企业，调取劳动监察执法和劳动争议仲裁等资料后发现涉及“996”侵害劳动者权益的违法点，并形成详尽的分析研判报告。

  在专案组的指导下，专案分组主动与人社部门、当地工会等行政机关和组织进行深入沟通交流，在案件线索移送、沟通协调配合等方面达成一致意见。

  当然，检察机关的工作没有止步，接下来还将会同当地人社、总工会、妇联、卫生健康等部门联合发出倡议，倡导企业、社会、家庭及劳动者自身，增强健康工作意识，营造健康工作文化，完善健康工作保障。

  据《方圆》记者了解，检察机关近年来把反性别歧视、加强职业保障、反人格贬损等问题作为妇女权益保护的重点工作来抓，并不断向网络治理领域拓展。

  在“外卖媛”案中，北京检察机关正在重视相关私益诉讼进展情况，研究检察公益诉讼介入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接受《方圆》记者正常采访的专家均表示，从保障生命健康、工资薪酬到人格尊严，法治保护新业态劳动者权益的实践正在不断深入推进。

  有专家建议，尽快修改我国劳动法，补齐劳动立法短板，对“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进行专章规定，将新业态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作为特定职业类型，纳入劳动法的保护范围。

  在劳动权益保障上，劳动法要赋予新业态劳动者在平等就业、最低工资、上班时间与休息时间、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方面的基本劳动权利，尤其是针对新业态劳动者的工作特点，在劳动安全保障上，对以出行、外卖、配送、货运等行业的平台企业要普遍建立职业伤害保险制度。平台企业应主动完善算法规则的制定程序，通过职代会等民主管理方式，保障劳动者的知情权、参与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格外的重视保障劳动者权益。目前，全国检察机关正在推进数字检察战略，共创建“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法律监督模型”等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28个，陆续为劳动者挽回经济损失上千万元。

  （文中谢金晶、李齐富、张文娟及公司均为化名。本文有删减，更多内容请关注《方圆》1月上期）